“康熙来了”十年记:最好的时候过去了吗?

2014-07-10    分类:杂文   0人评论 1,904人浏览

“康熙来了”十年记:最好的时候过去了吗?

制作:低成本到一集制作费仅有50万台币

2014年1月3日,在台湾中天电视台二楼,《康熙来了》(下称:康熙)举行了开播10周年庆祝记者会。不足500平米的录影棚里,主持人蔡康永小S和助理主持陈汉典站在用硬纸板和LED显示屏搭成的花花绿绿的布景中央,笑容可掬。除了一些彩色气球、玩偶和一块贴满主持人相片的纸板外,此情此景与平日节目录制时相比,别无二致。节目制作方代表、金星制作副总裁詹仁雄到场祝贺,开口就说:“10年前,我们第一次进棚,蔡康永小S录完影,他们俩说的第一句话是‘可不可以不录了’。”

一旁的蔡康永接口:“我不想录是因为布景太烂了,你当时跟我说来不及,就先拿仓库里的东西拼一下,我看到都傻掉了,好可怕。”

回忆中粗糙的过去令在场的人们笑做一堆。但事实上,即使是现在,对《康熙来了》这样一档在过去十年间影响了整个华人社会流行文化、迄今播出超过2600集的电视节目来说,属于她的十周年庆典,多少还是有些简朴。

对于这一点,站在一边的时任康熙制作人B2(真名陈彦铭)心里最有数。

中天电视台并未为十周年系列节目多拨预算,为了庆典,他硬是四处筹来了一百多万台币,做出节目。他戏言,“我也想要万人体育场,那要一千万,哪儿来啊?每天我一睁眼就在想怎么找钱。”

这样的窘境,对B2而言,从他5年前接手这个节目开始就是常态。相比起内地《我是歌手》、《中国好声音》这样一集预算在1000万人民币规模的综艺节目,日播的《康熙来了》每集预算(除蔡康永小S酬劳)只有50万台币(约合人民币10万元),差距高达百倍。而这已经是全台湾制作预算最高的谈话类节目。

一集50万台币,在台湾已算“天价”,普通日播谈话类节目只有20-30万台币左右。这50万台币需要支付陈汉典酬劳、摄影棚租赁费、布景费、道具费、音效费、梳化费等一系列成本。康熙平均每集邀请艺人的成本不能超过5万台币,已是全台湾最高价。平均每集康熙有5名来宾,像沈玉琳、赵正平等效果好的通告艺人,一集酬劳在1到1.5万台币左右,有时会为康熙酌情打折。其他艺人依次递减。所有在宣传期的艺人,无论名气大小,酬劳价格均为1350台币一位(多人团体视为一位)。康熙的一些名牌栏目如“男女关系调查局”、“通告王评选”等,常会有超过10名艺人作客现场,多出来的邀请费用都依靠制作人在平时的节目里一点点精打细算抠出来。

邀请费如此低廉,遗憾自然不少,B2一直很想邀请金城武来康熙,算一算费用,机票酒店梳化费用不少于30万台币,只能作罢。

从2004年开播至今,康熙只改过三次布景,分别在2006、2009和2012年,每次预算都是100万台币,这也是台湾通行价格。一直为康熙制作布景的乔婕视觉设计有效公司老板Joey,近些年开始频繁北上,为大陆综艺节目制作外景,因为“那边随便一个场景就能花100万人民币”,这是5倍的价差。

钱少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人手少。康熙制作团队常年保持在10人左右,不及《中国好声音》一位副导演手下分管的导演组人数。这些人要完成想主题、邀请艺人、采访、撰写故事脚本、制作道具、现场拍摄、后期制作、传送录像带等所有制作任务,所有人都身兼数职,“原则上什么都得会一点”。

作为制作人,B2不但要管全局,还要管具体事,比如想节目主题。虽然团队里每人每一两天都得交一次题目给他,但实际上,90%的主题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康熙一周播五集,所以基本每周定在星期三一次录五集,这意味着每周都需要5个新的主题。一年两百多期节目,就是两百多个主题。“我每天一直在想,一直想,很可怕的轮回,礼拜三录完一轮,表示我下礼拜三还要再多五集的内容,所以我要一直想。”

想不出来,就一个人去忠孝东路上来回地走,看路人的生活。再想不出来,就只能凑。“这五年内,你要觉得节目很难看,那就是我身体不好的时候。大家就骂,怎么难看了,原因就是我生病了。最近好,是因为我最近状况很好,就是这样,很可怜。”

他去年在做节目的同时还拍了一个电视剧,状况就更多了。“都没睡觉。我每天拍完戏两三点回家,才开始想题目,想到早上6点又出去拍戏,中间一转场我就倒在那边睡,醒来继续想题目,拍戏那三个月把我自己搞死了,满头白发就这样来的,把自己压榨到极致。”

拍戏、庆典,这些超出常态的状况,更会影响人的心态。就在我们去采访的头一个星期,B2下了决定,告诉上司王伟忠自己想离开金星制作,出去拍电影。而我们所看到那次现场录制,是他在康熙的最后一次。

经营:台湾综艺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康熙的播出平台是中天电视台(下称:中天),对中天董事长马咏睿这位资深电视人来说,今昔之感更为明显。

他们也曾经有过好日子,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及之前的台湾岛经济起飞时期,购买力上涨,广告源源不绝,而且整个岛上当时只有台视、中视与华视三家电视台。当时已在电视圈工作的马咏睿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播出的综艺节目《来电50》,主持人就已经飞遍全世界录节目,远不是今时今日只能躲在摄影棚里的格局。但那时,机票、食宿都有人抢着赞助。广告每10秒钟售价33000块台币,厂家要购买这10秒必须再多购买另外五档广告时段,俗称“一搭五”。三台当中即使表现最差的一家,年终奖金都能多发十几个月的工资。像《龙兄虎弟》这样的当红节目,当时制作预算就可以达到300万台币。扣除通货膨胀,是今日十倍有余。

后来经济状况整体不景气,广告市场日渐萎缩,明星、幕后人员等各种资源纷纷向大陆转移,而由于政策放开而导致的恶性竞争,更是给了电视业以致命一击。

1993年,台湾当局通过《有线广播电视法》,允许民营力量进入有线电视系统。1999年2月,该法修正版(更名为《卫星广播电视法》) 公布,开放外国公司营运有线电视权限。自此之后,“老三台”逐渐变成了超过100个电视频道,争夺台湾岛上2300万人口的一块不大的市场,而每月每户只需缴纳600台币,就可以全数收看这100多个频道。

詹仁雄对此愤愤不平,“2000多万人要那么多台干嘛?了不起十几个电视台就够了。”

现在,中天的广告价格已经萎缩为10秒钟2万块台币,还要再额外附送对方五个时段,“一搭五”变成了“一送五”。华视一年的营业额从60亿台币缩减为了20亿台币。从业人员的平均薪资水平锐减为15年前的一半。

而且,台湾法律不允许节目冠名厂商的产品出现在节目当中,也不允许以产品名称冠名节目,走口语化主持风格的主持人也不大可能仿效内地同行,在节目开始前用报幕方式报出产品。内地观众在爱奇艺网上看到的康熙,与中国台湾地区实际播出版本有微妙的差异,内地版本开场前以字幕走马灯形式播出的旺旺食品广告,在台湾只能换成蔡康永的书评。

仿佛就在一夜之间,两岸内容制作能力上的对比也发生了逆转。几年前,詹仁雄去福州,当地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惊讶于这位曾制作出《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等知名节目的制作人刚满40岁,称自己一直从中汲取养分,“我看你的节目,都要一秒一秒地定格,想这一秒你是要干什么?”

现在,詹仁雄常对着大陆制作的电视节目,向金星制作的新员工分析,为什么这几秒要切这个画面。

“我不服气。”他说。“这几年我们没有把握住优势。我们同文同种,为什么反而是美国、韩国的综艺节目拿到了大陆市场,而不是我们?”

为什么?最直白的答案也许就是没有钱。低廉的制作成本决定了台湾综艺节目只能以本土化的笑料和创意取胜,鲜少形式创新,格局不大。而正在蓬勃发展的内地市场需要更加精美、标准与可复制的节目类型。

听上去,曾经引一时风气之先,风靡华人世界的台湾综艺节目整体已陷入了“小打小闹、维持经营”的低潮。康熙第一任执行制作人梁赫群不讳言,“如今已经是台湾综艺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詹仁雄说,他憧憬过度激烈的竞争可以在几年内改变现状,但更大的希望还是寄托在互联网的崛起与两岸合作之上。习惯了50万台币预算规模的制作人、高效强执行力的团队和越来越小的文化隔膜,让他对内地逐渐开放的电视市场跃跃欲试。“看看《中国好声音》的评委、《我是歌手》的参赛选手,还有更多节目的幕后制作人员,其实我们的人已经过去了”。

然而,作为对电视台经营状况直接负责的马咏睿来说,现实是不等人的。去年,他决定让中天购买《中国好声音》的版权,首周收视率达到0.88,击败当周平均收视率0.72的康熙。

今年,他又决定买下《爸爸去哪儿》,准备播出。他去湖南卫视调研时,好奇地问,“《爸爸去哪儿》每次拍摄至少要30多台摄像机吧?”对方轻描淡写地说,“还好,大概40多台。”马咏睿复述这一故事时评论:“我把我整个公司所有摄影都调在一起,差不多也就这么多人了,他们只是做一档节目而已。”

我们在台湾采访时,恰逢《我是歌手》刚刚播毕,立白洗衣液在台湾没有售卖,但每个受访对象都在好奇地打听这一品牌,因为“他们的一个节目冠名费用就能做我们一家电视台”。

 

本文来自《GQ·智族》2014年7月号,作者马李灵珊授权虎嗅发表,略有删节,原题为《岛上的康熙》。本文采访:马李灵珊、何瑫、杜梦薇,编辑:唐小松。

转载请注明:悦目网 - 新媒体营销交流互动平台 » “康熙来了”十年记:最好的时候过去了吗?

本文作者:

我来说说»

*

*

取消